Curious

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豪爽的时代，那时还不存在所谓的酷刑，刑的意义只在于杀掉。后来，很多人非常乐于在别人身上实验各种物理和化学反应。

　疑神疑鬼 头顶钻洞

　　人类学家在欧洲和南美洲曾发现大量被钻孔的头骨，其历史可追溯到7000至2700 年前。头骨中的孔是由人造石器钻出来的。专家们称，这种仪式应用于成年男性。这种仪式虽然流传广泛却极其恐怖，而且仍是人类学中最难破解的谜题之一。是什 么人做了这些事情？为什么这样做？或许这是史前的一种酷刑？

　　最近的研究表明，除了可能引起的痛苦外，这种做法还称不上一种真正的酷刑。西班牙格拉纳达(Granada)大学的研究员告诉我们，毫无麻醉的钻孔过 程序要持续大约10-15分钟，然而大部分(据研究约占70%左右) 头骨被钻孔的人却能够神奇地幸存下来。截至目前最能令人信服的解释是：“头骨钻孔”其实是一种神秘的仪式。然而它的目的却始终是 一个谜。


中国特色 老虎凳

　　老虎凳是中国特有的酷刑，属于反关节酷刑的一种。该刑常见于各类影视作品，阴险至极。受刑者双手反绑，呈坐姿被固定在一条长凳上，大腿部位以绳索绑紧，用刑时受刑者脚下被不断垫进砖块，疼痛难忍。

　　老虎凳的作用在于牵拉受刑者腿部的关节韧带，并造成膝关节脱臼。据史料记载，受刑者坐老虎凳一般垫上3块砖时就会大汗淋漓，5块砖时膝关节完全脱臼，人会昏厥。施刑者通常每加一块砖后会暂停一会，令受难者的痛苦持续一段时间后再加重用刑力度。

　　女性在接受此刑时痛苦比男性更甚。他们的韧带通常比男性柔软，所以往往要加到6块砖时才昏厥，有过这样的记载：施刑者在受难者昏厥苏醒后，将受刑者从老虎凳上解下来，再由两个身强力壮的施刑者架着她强行跑步，以增加她膝关节的痛苦！


绝非SM 鞭挞

　　一直以来，鞭打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酷刑。用于实施鞭刑的工具，是边缘非常锋利的硬牛皮带。受刑的部位主要集中在臀部以及背 部——这里的肉很厚，不至于将人打死，却绝对够疼 。时至今日，我们知道位于亚洲的文明国家，狮城，新加坡仍然在使用鞭刑。

　　鞭刑的方便之处，首先在于对工具的要求不高，只要一根鞭子就好，实在没有鞭子，柳条、绳子、皮带、电话线等等都可以，如果是在家里，这个范围还能够扩 展到衣架、筷子以及书本杂志之类随手能够抄起的任何一件东西。比如在杂志的某编辑家里就曾长时间使用的竹制衣架，弹性极好，绝对属于实施鞭刑的上佳之选。

　　鞭刑的另一个优点在于，占地面积不大。任何时间，任何地点，只要把犯人捆绑扎实，随时享受用刑的乐趣。


耸人听闻 虎豹嬉春

　　行刑时，将女囚与猫鼠同困于麻包袋中,向其中抛入点燃的炮竹，受惊的猫鼠会撕咬女囚将至遍体鳞伤，而后施刑者将在其伤口上淋洒盐 水……类似的刑罚见于古代欧洲对基督徒的酷刑。不同的是，施刑者将一口大铁锅扣在受刑者的腹部，锅里关着几只活蹦乱跳的老 鼠。然后他们给铁锅加热，闷在锅里的老鼠会迫不及待地要逃出来，以致挖穿受刑者的肚皮。


苦辱兼具 水落石出

　　用水灌进受刑者的肚子，使对方肚胀如鼓，仍不停灌注，并不时大力压迫受刑者的腹部或用脚大力践踏，使受刑者呕吐，再 灌……如是者三四次后，受刑者将七孔流水，痛苦不堪……记得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写过一部 书，回忆当年天桥老艺人们的艰难经历，其中就记录过这么一段。具体是哪个老艺人记不清，但当时他受的就是这种刑罚，行刑时还有几个鬼子不停地踩在他的肚皮 上，最后不堪痛苦而死。


古已有之 过山龙

　　李伯元的《活地狱》对此刑如此记载：“是叫锡匠打一个弯曲的管子，扯直了要够二丈多长，把犯人赤剥了，用管子浑身上下盘了起来，除掉心口 及下部两处。锡管子上边开一个大口，下边开一个小口，用百沸的滚水，从这头浇进去，周流满身，从那头淌出去。这个开水，却不可间断。”貌似以 前看电视剧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中，杨乃武也险些遭受此刑，想来这简直不是受刑，等同枪毙！


这种刑罚不少人听说过。受刑者被脱光衣服，骑在一个顶端锋利如刀的倒V字形装置上，有时甚至会在受刑者的四肢挂一些重物。这种花活儿似乎在一些影视作品中 偶有表现，至今仍然被一些心理上具有虐待倾向的人喜好。但据说在西班牙的军队里，直到20世纪这还是他们的“家法”！


酷刑，希望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不会令你想到生活中的不快。毕竟，它已经存在了几千年。在人类最懵懂的岁月里，我们的祖先曾经历过一段非常豪爽的时代，那 时还不存在所谓的酷刑，刑的意义只在于杀掉。后来，如我们所知，人类的聪明智慧不断进化，但对自己身体忍耐极限的好奇心也同步膨胀，与日俱增。当然，这并 不是说我们的先人们开始以虐待自己为乐，相反，很多人非常乐于在别人身上实验各种物理和化学反应。而实施这些酷刑的目的，有时意在令对方屈服，有时为从对 方口中获得重要的信息，而我们绝对不能排除的是，不少人进行这项活动纯属为了找乐儿！

　　在欧洲人看来，酷刑最初的雏形可追溯到古埃及：自公元前20世纪起，人们开始采用残暴的手段 (尤其是棍击和鞭打) 来对付罪犯，或通过恐吓等手段迫使敌人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；希腊人，特别是罗马人常采用的酷刑是刖足，也就是把罪犯的脚砍掉。

　　酷刑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torquere (本意为弯曲身体)，起初只用于对付奴隶，随后扩展到成为帝国专制的工具：弑君的罪犯、巫师和说谎者，都将受到最严苛地对待。于是酷刑演变成一种完完全全 的司法工具：在罗马的法典中，口供是量刑定罪的必要依据，因此，为了撬开囚犯们顽固的嘴，各种花活儿就应运而生。

　　中世纪时，如果被告的说辞存在疑问，将被要求将手放在炽热的烙铁上，或将胳膊伸进一口盛满沸水的大锅中，谁能安然无恙，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。7世纪 末的罗马法典再一次将酷刑明文列入司法工具之列(在宣判之前以及之后，作为刑讯工具或是惩罚手段)。不同的是技术含量：其中使用最广泛的就 是“绳索吊问”，即用绳索将犯人的手绑牢随后吊离地面，然后将其从不同的高度抛掷下去，使其上半身肢体脱臼；还有“ 锁舌”，即用两片金属楔子挤压犯人的脚踝；以及“竹夹”，将犯人的十指插入竹片的缝隙间，然后向两边用力拉紧(这个 相信不少人都很熟，古装剧里对付女犯人一般都用这招。)；更有甚者，用炽热的铁钳撕扯犯人身上的皮肉或迫使其一口气喝下几公升的水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直到1252年才得以缓解。当年，教皇伊诺臣佐四世正式下令，在审判异教徒的过程中，如果认为其供词中含有巨大的疑问或矛盾，则可以使用酷 刑，然而酷刑的程度要适当控制：达到威胁与震慑的效果就足够了；不论采取哪种方式的酷刑，从人道角度考虑，它的施行也应有个底限：不要使受刑者永久性残 废，且每一种酷刑不得持续十分钟以上。但长久以来，酷刑却一直存在着，从1542年到1761年这200多年当中，罗马宗教裁判所共对97人施以火刑，包 括坚持己见的乔尔达诺·布鲁诺等人在内的很多科学家或哲学家们，都惨遭这种酷刑的折磨。

　　启蒙运动使历史文化的面貌焕然一新。1764年，凯撒·贝卡里亚(Cesare Beccaria)在其论著《罪与罚(Dei delitti e delle pene)》中谴责道，酷刑本身凶残无比而结果却徒劳无益：“罪行一经判定，再施加其他刑罚将是多余，因为罪犯已然伏法；而如果罪名不确定， 那么就更不应对罪犯滥加酷刑，因为根据法律程序并不能确定罪行成立。”

　　1740年，普鲁士成为第一个拒绝酷刑的国家。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也重新申明人权的意义，认为每个人都有上天赐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。然 而，“国家的理智”却始终凌驾于公正之上：直至19世纪，法国警察仍然秘密使用某些药物，以迫使疑犯交代罪行。

　　20世纪堪称酷刑史上最黑暗的时期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(1914-1918)中，土耳其人在亚美尼亚村庄的暴行惨绝人寰：有些妇女在惨遭40多名士兵 强暴以后，又被撕去了眉毛，拔掉了指甲，有的还被切掉了乳房；而对于男人，则是残忍地砍掉其双脚，并用铆钉在残肢上钉上马掌。

　　从1933年到1945年间，欧洲的纳粹分子对囚犯实施了大量的酷刑：他们将犹太人、吉普赛人、同性恋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遣送到集中营并加以灭杀；他 们使用极其沉重的大棒锤打(甚至多达800下)囚犯，还在其生殖器上熄灭烟头，或一根一根地拔掉囚犯的指甲……

　　同时，囚犯们还被当作生物实验品而遭遇残暴的活人实验：真空室、长时间的肢体冷冻、绝育试验与阉割等；更可怕的是，在摧残囚犯的肢体之前，纳粹分子会 先消磨囚犯的意志：用数字与符号替换囚犯的名字、强迫囚犯重复一些劳累而毫无意义的工作、不给食物令其饥寒交迫……直至彻底 摧毁囚犯的尊严与意志为止。

　　在中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罪行实在罄竹难书。网络上一直流传着一个帖子，其中罗列了日军在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所实施的十大酷刑。这 些刑罚都被冠以文雅的名称，如粉身图报、仙人指路、不齿下问(确实是“齿”而不是“耻”，因为受刑者的 牙齿会被逐一敲扯脱落)、虎豹嬉春等等，而实质却是对受刑者的极尽残暴和侮辱。

　　20世纪中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。然而和平并未终止人们的施暴行径。冷战期间，美国在1963年制定过一部反间谍审讯指南，《库巴克 (Kubark)》，其中就对犯人的精神控制提出了“DDD”症状(Debility、Dependency、Dread 三个单词的首字母)一说,即虚弱、依赖和恐惧：在审讯中，施刑的一方会利用感官刺激(受审人被置于无光或强光，无声或连续噪音的环境)影响受审人的身体机 能；通过药物以及各种折磨手段(比如在满是臭水的恶劣环境中连续站上几个小时) 使受审人进一步身体及意志衰弱。他们在操作上十分谨慎，从而不会给之后第三方的身体检查留下痕迹。这部手册后来受到舆论的巨大压力：有关组织强烈谴责酷刑 已成为“一种国际现象……那些不断更新的酷刑工具也不断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。”

　　酷刑就这样变成一种全球通用的审讯方式。它被用于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 (60年代)、希腊的上校政权斗争 (60年代)、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军的战争 (70年代)，以及阿根廷 (1976-1983) 与智利 (1973-1990) 的酷刑室。当然，最近的例子是美军在关塔那摩的虐囚事件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，意大利著名编剧，作家莱奥纳多·莎沙(Leonardo Sciascia)曾说过：“迄今为止，世界上已没有哪一个国家明文允许酷刑的存在，但这却不代表人人都厌恶它。”而在这段感慨 发表的半个世纪前，远在中国的鲁迅对酷刑的评价似乎更具讽刺：“残忍智慧酷刑的方法，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，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 传，……‘酷刑’的发明和改良者，倒是虎吏和暴君，这是他们惟一的事业，而且也有工夫来考 究。”

　　但是，在人类逐渐走向理性的过程中，酷刑终会消失的。记得有一个比喻说得好： “一对初为人父母者，看见孩子不听话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：打。而当他们逐渐有了教育孩子的经验之后，他们将会如何呢？很明显，逐渐使用文明的教 化方式来引导孩子的成长。惩罚也很容易演化为冷战。”酷刑的进化与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有共通之处的。正因如此，我们能够看到刑罚中不断强化的人 道以及人性化观念，从最初的残酷迫害，到使用电椅，再到注射死亡，即使是恶贯满盈的死刑罪犯，同样有权利尊严的死。由此，我们似乎更能够理 解“刑不上大夫”这句话，因为那时候，只有士大夫们才被看作是现代意义上的“人”。